义净学术贡献

学术贡献

 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印度归来时,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

  颂佛经外,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,舍利三百粒,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。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,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。另外如《集量》、《法华》等也很重要。除律部外,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,他认为“所云大乘,无过二种:一则中观,二乃瑜伽……瑜伽则外无内有,事皆唯识”。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,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,还译出了《金光明经》及一些陀罗尼经,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,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。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,他很赏识的有崇庆、崇勋、元廓、玄秀、玄睿、惠神等,跟随身边的有崇俊、玄晖、昙杰、宝严等,远在各地的有法明、敬忠等,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。

 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,义净在地理、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。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,写出了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等书,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,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,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,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。

 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,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(公元691年),共四十余年间,57位僧人(包括义净本人,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、高丽,今属越南的交州、爱州等地的僧人)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。书后附《重归南海传》,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(公元689年),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。这部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。

 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,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,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。多叙述简略,有的仅三十余字,比如木叉提婆篇、慧琰大师篇。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,比如玄照法师、道琳法师等。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。但无论详略,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,无则缺省。依此看来,该书似乎是一部“行状”的集合。据清人吴曾祺的《文体刍言》解,“行状,汉时只谓之状。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。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、生卒年月,为乞人撰文而作。”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,或者说,有褒无贬。由此观本书,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。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。卷上的《交州木叉提婆师》全文,“木叉提婆者,交州人也。不闲本讳。泛舶南溟,经游诸国。到大觉寺,遍礼圣迹。于此而殒,年可二十四五矣。”另,卷上的《交州慧琰法师》全文,“惹琰法师者,交州人也。即行公之室郦。随师到僧诃罗国,遂停彼国,莫辨存亡。”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,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、卒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等。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,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,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,生平成就等。

  但该书不仅仅是“行状”的集合,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。这将在下文中详为论述。义净只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“行状”手法,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况。

  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(今尼泊尔)多有记载,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,而客死旅途的。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,由于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,法显的《佛国记》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,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,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,为各国研究历史、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。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,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,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——“八医”,并指出“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,互有互无,事非一概”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,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,这颇具科学性。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,如沐浴、食前洗手、散步等。

  “观夫自古神州之地,轻生殉法之宾,显法师则创辟新途,奘法师乃中开王路”,这是义净对法显、玄奘功绩的评价。其实在探险、求法、翻译,著述等诸方面,义净正是继法显、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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