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澧

陈澧

陈澧(1810-1882)清代著名学者。字兰甫、兰浦,号东塾,出生于广州木排头,世称东塾先生,广东番禺人。清道光十二年(1832)举人,六应会试不中。先后受聘为...

陈澧生平

未能考取进士

  陈澧祖籍江苏江宁(今南京),在他的祖父时代,一家人迁移到广东,但由于父亲的广东户籍没有办好,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后来通过捐钱买得一个知县。

  1810年,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。7岁开始到私塾读书,学习论语、唐诗等。他自幼聪敏。9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诗作文。10岁父亲去世,始读家藏《通鉴》,“日课一卷,一年而毕”。

 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,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、粤秀书院、粤华书院和学海堂等处读书。学的大多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古文经典及词章训诂等著作。

  1823年,14岁的陈澧开始走上漫长的科举考试的道路。17岁考取秀才,又继续考了几次乡试,到23岁的时候中了第18名举人。此后,从24岁起,陈澧多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,历经19年之久,耗费了他的不少精力,始终未能考取。

严谨的教育家 从教数十载

  陈澧从多年科举仕途的激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科举制的弊害,因此,他不再徘徊于科场,决定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。

  陈澧在青年的时候当过家庭教师,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,他从中年时起便担任学海堂的学长。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,是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。陈澧青年时期曾在这里读书,参加过由阮元主持的考试,学业优秀,是学海堂的高才生。学海堂设学长多人,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才生担任,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,并编选师生所作文章,刊印成《学海堂集》。陈澧在31岁的时候被聘为学长,直到1867年,长达27年之久。


求学经历

  澧幼聪慧,7岁始入塾从徐达夫先生读书,六年间读了“四书五经”和唐诗。9岁能为诗文,10岁父亲去世,少家贫。始读家藏《通鉴》,“日课一卷,一年而毕”。道光三年(1823),应童子试。六年(1826)考取县学生员。第二年恩科第一,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。时与顺德县卢同伯、南海县桂文耀、同邑杨荣绪有“四俊”之称。道光十一年(1831),举优行贡生。十二年(1832)中举人。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(1833~1852)先后六应会试,均名落孙山。

  澧少好为诗,及长,泛览群籍。凡小学、音韵、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算术、古文、骈体文、填词及篆、隶、真、行书,无不研究。杨荣绪劝澧说:“东坡所谓多好竟无成,不精安用伙,君子谓也。”“澧亦自念,如我所好,一一为之,虽寿如彭祖,不能毕其事,乃稍稍减损。惟读经史,日有课程。”

被聘为“学海堂”学长

  道光十四年(1834),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“学海堂”为专课生。时开设十三经、四史、文选、杜诗、韩文、朱子书等专书课程,每人专攻一书,进行句读、抄录、评校、著述等研究工作。“学海堂”同时设学长多人,负责指导诸生研究,并选录师生优秀文章,刊印《学海堂集》。

 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(1849年2月),大挑二等,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。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(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),到任两月,告病而归。咸丰六年(1856),他被挑选知县,到班不愿出仕,请京官职衔,得国子监学录。

撰成《汉儒通义》七卷

  咸丰六年六月(1856年7月),撰成《汉儒通义》七卷。此书所录皆经部之书,史、子、集皆不录;所录皆汉儒之书,三国以后之书不录。他一贯主张汉学、宋学并重,不可偏废。他认为:“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,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,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。”⑤陈澧的学生胡锡燕读《汉儒通义》说:“先生早年读汉儒书,中年读宋儒书,实事求是,不取门户争胜之说,以为汉儒之书,固有宋儒之理,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,荟萃精要,以成一家之书。”

  陈澧对声律学研究亦精,认为“乐”为六艺之一,欲知乐,必先通声律。于咸丰八年十月(1858年11月)撰成《声律通考》十卷,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。

  同治六年(1867),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,将粤秀山西偏之“长春仙馆”改建为“菊坡精舍”(书院),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,澧辞再三,乃敬从。他仿《学海堂集》例,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《菊坡精舍集》。身为精舍山长,他教人不自立法,以经、史及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诗文教士,与诸生讲文艺,勉以笃行立品。

  同治七至九年(1868~1870),廖廷相在“菊坡精舍”读书时,承命编辑先生文集,所录先生专著外之杂文220篇,依次编入《东塾集》六卷。卷一收论说;卷二收考、释、议、记、书后;卷三收序文;卷四收跋、书札;卷五收传、铭、碑志;卷六收碑志、墓表、哀词、祭文。其中碑志、传状之作,居三分之一。澧自言:“生平不欲为文章,然有为先人而作者,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,故过而存之。”“是集文字,自与《东塾读书记》互为表里,并行不废。”

读书习惯

  陈澧平时读书,句句字字详细思绎,心有所得记于书上,心有所疑亦记于书上,以便质之。晚年寻求微言大义,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,而后解之,考之,论赞之。自经学外,及于九流诸子、西汉以后学术,著为《东塾读书记》。遵郑康成《六艺论》,以《孝经》为道之根源,六艺之总汇。认为经学之要,皆在《论语》中,以《论语》为五经之关键。好读《孟子》,以为孟轲所谓性善者,人性皆有善,而不纯守善,荀况、杨朱之辈均不知。读朱熹著述,认为清代考据之学,源出朱熹。又以为乾隆、嘉庆二朝考据之学盛行,犹有未备者,宜予补缀。支伟成将《东塾读书记》“隐比顾亭林之《日知录》沟通汉宋,一时学风为之丕变焉!”

《东塾读书记》

  陈澧一生读书所得,荟萃于《东塾读书记》。自群经、小学、诸子、郑学、朱子类各为卷,惟论历代史事者,仅成三国、西汉两卷,其余有目无书,原拟撰二十五卷,实得十六卷。以涉及群经者为最详,所论皆各书宏纲大旨、要义精言,融会贯串,有本有末,凝聚了他的哲学、政治、历史等多方面的独到见解,对研究陈澧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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